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曾被誉为“中国物理学之父”，这一声誉表明了他在中国物理学领域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他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执教期间，曾与杨振宁、李政道二人产生过交集，当时他们都是西南联大物理系的学生，因此吴大猷与杨振宁、李政道之间具有师生之谊，并对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学术之路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吴大猷与杨振宁、李政道合影
吴大猷（1907—2000）广东肇庆人，他在天津南开度过了整整10年的青春岁月，其中在南开中学学习4年，在南开大学学习4年，大学毕业之后又被留校担任助教2年，他大学时期就开始师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饶毓泰教授学习现代物理。
1931年，吴大猷获得了“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的乙种研究补助金，前往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深造，并于1933年6月以《电势与原子光谱的问题》毕业论文，获得了密歇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吴大猷博士毕业照
1934年夏，吴大猷应恩师饶毓泰之邀回国出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并在其任教的三年里，先后发表了15篇重要论文，把世界物理学领域最前沿学科“量子力学”介绍给了中国物理学界。
“七七事变”前后，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西迁长沙和昆明，先后组建为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初吴大猷辗转抵达昆明出任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主要负责电磁学、近代物理、量子力学和古典力学等课程的教学。
左起：杨振宁、吴大猷、马仕俊
此时的西南联大物理系几乎云集了包括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饶毓泰、赵忠绕、王竹溪、郑华炽、霍秉权、任之恭、吴大猷、张文裕、孟昭英、朱物华、马仕俊等人在内的全国物理学界的精英。
杨振宁是清华大学数学教授杨武之的长子，尽管他从小在清华园长大，却并没有机会入读清华大学，因为杨振宁是1922年10月1日出生的，“七七事变”爆发时还不足15岁，他是随父亲杨武之西迁昆明之后，考入昆明昆华中学续读高中二年级。
1938年秋天，杨振宁以高二学历参加了西南地区统一招生考试，并被西南联大化学系录取，当时化学系主任是杨石先教授，化学系名教授还有曾昭抡、孙承谔、张子高、刘云浦、钱思亮、邱宗岳、朱汝华、张大煜等人，杨振宁之所以被化学系录取，完全是其父亲杨武之的意愿，并不是杨振宁自己的志愿，杨振宁后来还是遵从自己的兴趣改读了物理系。
杨振宁
当时物理系主任是饶毓泰教授，其弟子吴大猷曾在西南联大用英文撰写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多原子之结构及其振动光谱》，于1940年在上海出版后获得了国立中央研究院“丁文江奖”。
吴大猷这本阐述分子物理学重要理论的专著，很快就流传到了国外，在国际学术界赢得很高的声誉，成为当时国际上该领域唯一的经典专著，吴大猷之名从而享誉国际物理学界，而这本专著几十年来都是世界各研究院在该领域里的标准手册。
吴大猷与妻子阮冠世
吴大猷在西南联大授课的内容非常广泛，讲述透彻而清晰，既培养学生严谨的学术精神，又总是不断引领学生进入最新科研领域前沿，杨振宁、黄昆、张守廉、黄援书、朱光亚、胡宁、朱汝谨（其子朱棣文曾获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等人都曾受教于吴大猷，其中杨振宁与张守廉和黄昆曾同住一个寝室，三人经常在一起展开激烈的辩论，因此还曾获得“三剑客”的称号。
杨振宁于1941年在准备本科毕业论文时，请吴大猷教授作为自己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吴大猷拟了十几个论文题目，杨振宁选了《以群论讨论多远分子之振动》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的选题，吴大猷随即向杨振宁推荐了一些有关分子光谱与群论关系方面的文章，看似简单的点拨，却确定了杨振宁一生的研究方向，并最终在世界物理学界取得了重大学术成果。
杨振宁
李政道原本是1943年考入国立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并师从束星北、王淦昌等著名教授，此时浙大已经西迁贵州的遵义、湄潭办学多年，而浙大物理系的师资也是十分强大的，主要有胡刚复、张绍忠、何增禄、束星北、王淦昌、卢鹤绂、丁绪宝、程开甲等教授，这些教授们共同开创了浙大物理系的辉煌。
而年轻的李政道却不满足于浙大物理系所学，而是慕吴大猷之名，于1944年从贵州湄潭辗转千里到了昆明，投奔于吴大猷教授门下，李政道是1926年11月24日出生的，他千里迢迢抵达西南联大求学时，尚不满18周岁，却也是人小雄心大，只是常人也是难以理解其所为。
李政道
吴大猷也被李政道如此求贤若渴之举惊着了，他在征得其他教授意见之后，先让李政道随班听课，如果考试合格就可升入大学二年级学习，而李政道除了完成正常课堂学习之外，几乎天天向吴大猷索要习题和物理学读物，其如饥似渴的学习态度，让吴大猷也是甚感欣慰，经常在其他教授面前夸奖李政道思维敏捷且禀赋异常，称赞李政道是一个物理方面的奇才，应该是前途无量，可在物理学领域有所作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不久，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阿尔伯特·魏德迈将军向国民政府兵工署长俞大维透露并建议，中国政府应该派员到美国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俞大维为此拟定并呈递了一份秘密专题报告，这可以说是“中国曼哈顿工程”计划。
俞大维
1945年11月，军政部部长兼后勤部总司令陈诚、兵工署署长俞大维紧急约见了物理学家吴大猷、化学家曾昭抡、数学家华罗庚，商讨原子弹制造方面的相关问题，最后达成了一致意见，即刻在国内外遴选合适人选，赴美国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并责成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主持这项工作，吴大猷随即又主持起草了一份绝密的“可行性方案”，陈诚和俞大维皆认为可行并批准执行。
蒋介石为此还专门接见了吴大猷教授，吴大猷向蒋介石提出，原子弹是研制出来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人才，因为研究原子弹技术涉及到物理、化学和数学三个方面学科的知识和技术，具体人最终由吴大猷等人遴选推举确定，政府先行拨付10万美元作为研究经费，并确定一个礼堂作为研究场所。
曾昭抡推荐了王瑞駪和唐敖庆，华罗庚推荐了孙本旺和徐贤修，而吴大猷则推荐了尚读大二的李政道和担任助教的朱光亚，在这些被推荐的人选中，不是讲师就是助教，只有李政道自己是学生，而且还是一个在读的大学生，由此可以看出吴大猷对李政道的偏爱，他以一个物理大师的眼光，看出了李政道潜在的才华和能力。
吴大猷与李政道于九十年代初合影
1946年9月，正当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等人带领王瑞駪、唐熬庆、孙本旺、李政道、朱光亚等人抵达美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时，却被告知美国不会向任何国家开放原子弹研制技术，因此原定的学习计划流产，所有参与人员自行解散并各寻出路。
吴大猷回到母校密歇根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并推荐朱光亚进入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师从核物理学家M.L.Wiedenbeck副教授从事核物理的学习和研究，并最终于1949年秋获得密歇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李政道则被吴大猷推荐到芝加哥大学深造，师从物理学大师费米教授学习核反应堆技术，费米是美籍意大利物理学家，也是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曾被誉为“中子物理学之父”，他曾参与了“美国曼哈顿工程”，吴大猷将李政道推荐给费米教授，再一次看出他对李政道的厚爱并给予的希望。
李政道与妻子秦惠君
1950年6月，李政道获得了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这位既无学士学位，也无硕士学位，从大学二年级直接攻读博士学位，也仅仅是用了四年时间，李政道拿到博士学位时还不满24周岁，比号称“娃娃博士”的邓稼先还年轻两岁，尽管他们是在同一年取得博士学位的。
李政道与杨振宁
李政道被芝加哥大学留校担任助理研究员，开始从事流体力学的湍流、统计物理的相变及凝聚态物理的极化子的研究，其后又相继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正是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期间，李政道与西南联大学长杨振宁开始合作，并最终与杨振宁共同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杨振宁（左二）与李政道（左一）接受诺贝尔物理学奖
其后，吴大猷、杨振宁和李政道师生三人的人生走向如何？相信许多读者都或多或少有一定的了解，也不再是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