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指西罗马帝国）的正式灭亡时间是476年，但在410年，哥特人已经洗劫了罗马城并在罗马帝国内部建立了他们的王国。罗马帝国的存在时间如此短暂，以至只相当于中国的汉朝一个朝代。为什么会如此，为什么罗马帝国不能像中国帝国那样长久存在，无疑是个很有意思甚至值得专门研究的问题。本文只不过是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考。
汤因比已经区分了任何一个特定社会都可能存在的两类关系，一类是社会内部的各个集团之间的关系，一类是社会外部即不同社会之间的关系。为了方便讨论，我们可以先从罗马帝国的外部关系说起。
罗马帝国是在征服地中海世界之后建立起来的，罗马帝国的重心也一直在地中海。从理论上讲，正如最初的罗马的安全是靠征服四周的民族来保证那样，罗马帝国的和平和安全也不是靠消极的防守，而是靠积极的和顽强的军事行动来巩固的。但是征服地中海世界之后，罗马人似乎既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继续征服地中海以外的未知世界。或者如孟德斯鸠所说的，为了控制人类的野心，大自然给各个国家定出了不可超越的某种界限，超过这样的界限就一定会遭遇失败。
因此按照阿庇安的看法，由于罗马人已经占有陆地上和海洋上最好的部分，就整体来说，他们的目的是以谨慎的办法来保全他们的帝国，而不是想无限地扩充势力来统治贫穷而又无利可图的野蛮部落。据吉本的研究，保全帝国而非征服全球的政策是由奥古斯都定下来的。这位建立罗马帝国的罗马皇帝留给他的继承人的建议是，永远只求保守住似乎是大自然为罗马划定的战线和疆界之内的那片土地：西至大西洋边；北至莱茵河和多瑙河；东至幼发拉底河；南边则直到阿拉伯和非洲的沙漠地带。
保全已经占有的一片最好的土地，也许不能说是一种最好的政策，因为这意味着需要建立一条既安全又坚固的帝国边境防线，而且从此不再继续扩张。如果与中国帝国相比较，甚至还可以说这是一种相当保守的政策。
中国帝国兴起时的重心在黄河流域或中原地区，以后也不曾发生过重大变化。但是中国帝国的疆界和版图，却从北向南一直扩展到了沿海地区，北部边界在清代以前则大多保持在长城一带。换句话说，中国帝国并没有停留在兴起时所占有的那片土地上，而是在北部建立长城那样的一条防线，在南部则采取逐渐扩张的态势，一直到占有了整个中国本部为止。由此形成的中国或中国文化圈，几乎从未被北部边界侵入的游牧民族动摇过。
在保全已经建立的帝国方面，中国帝国无疑比罗马帝国做得更成功。当然，中国帝国的成功，不仅仅是采取了对北取守势对南取攻势的政策，应该还与中国本部的特定地理环境有关。除了北方的游牧民族可能从北边侵入中国以外，中国的其他三个方向都有难以超越的天然界限，它们虽然把中国帝国的疆界和范围限定在这些界限之内，但也成了中国的天然屏障。而且，直到19世纪以前，在这些界限内的中国并未真正遭遇其他方向的外敌，尤其没有来自沿海方向的真正的外部压力。
罗马帝国的情况显然不同。不像中国本部那样，地中海世界看来不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可以独占的相对封闭的世界，而是若干民族或国家都能互相竞争的开放世界。更重要的是，除了地中海世界内部已经存在各种不同的民族之外，地中海外部还有一个更为广阔的包括欧、亚、非三洲的已知或未知的庞大世界。如果说，以中原地区为重心的中国帝国，几乎只有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外部压力，那么，以地中海为重心的罗马帝国，则可能同时遭遇到来自北面欧洲、东面亚洲和南面非洲的野蛮或并不野蛮的各种民族的进攻。
吉本在评述罗马帝国的衰亡时说，罗马人完全不了解他们所面临的危险程度和自己究竟有多少敌人。在莱茵河和多瑙河对岸的北部欧罗巴和亚细亚地区，充满了数不清的狩猎和游牧的部落，随时急切渴望掠夺别人的劳动成果。野蛮人本身也经常处于战争冲动的冲击之中，那些向匈奴人投降的逃跑的部落，又转而试图攻城夺地。一批又一批无数的野蛮人队伍以越来越强大的力量压向罗马帝国，如果排在最前列的被消灭了，空出的地方立即会有一批新的进攻者补充上来。何况新的敌人和意想不到的危险，仍有可能从几乎在世界地图上找不到的民族中忽然涌现出来。
罗马帝国外部的蛮族和蛮族的大规模入侵，无疑是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之一。汤因比不但把蛮族看作是希腊罗马社会的“外部无产者”，同时认为蛮族和蛮族的混乱入侵，是从古代的旧社会转变到新社会的一个因素。这里所谓蛮族，主要是指日耳曼人，其中包括日耳曼人的各个分支或各个部落，例如哥特人、伦巴第人以及更为著名的法兰克人。
这些蛮族居住的欧洲地区，当时还是罗马帝国的后院。罗马帝国的北部边界在莱茵河和多瑙河，从莱茵河一直到不列颠，则被划入帝国的版图。早在共和时期，罗马人就与日耳曼人有过接触。恺撒是第一个渡过莱茵河去进攻日耳曼人的罗马将军，也是第一个渡海到不列颠的罗马将军。罗马人之所以占领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大陆西端以及不列颠南部，据说是在建立莱茵河的军事防线之后，打算保护这道防线的左翼。这同时意味着，这道防线以北的欧洲地区，成了不属罗马帝国的蛮族世界或外部社会。
但是在莱茵河和多瑙河一带建立一条巩固并且长久的军事防线，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图拉真皇帝远征多瑙河，成功巩固了北部防线，不过这种巩固只是一种暂时胜利，或者只是暂时维持了罗马人与野蛮人之间的均势。均势的破坏以及对蛮族有利的变化，开始于公元2世纪下半叶，日耳曼人的一些部落例如伦巴第人已经定居在多瑙河。随后的大规模入侵延续了三个多世纪，最终出现了吉本所描述的那种可怕的移民潮。
假如罗马帝国如同中国帝国那样，只有来自北部边界的外部压力，帝国的军事防御问题可能不算严重。而且就像进入中国本部的游牧民族可以被中国化一样，罗马帝国北部边境上的日耳曼人也有一些部落相当的罗马化，他们甚至加入罗马军队担当防御任务。这也是后来的罗马军队日益“蛮族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幸的是，罗马帝国甚至建立以前，就注定了不得不至少在东西两条战线上同时应付外敌的入侵。并且罗马的东方对手不是野蛮人，而是建立了另一个帝国的文明人，即后来的萨珊波斯。罗马人与波斯人的冲突，其实是希腊人与波斯人之间冲突的继续。亚历山大征服大流士的波斯帝国之后，有过把希腊人和波斯人联合起来的设想，尽管这一设想后来被哲学家们发展成了人类联合的思想，但是希腊人与波斯人的联合并未成功。相反，后来的中东出现了罗马与波斯两大帝国的对立。
与亚历山大至少曾经远征印度不同，罗马人在东方的扩张甚至没有达到两河流域或美索不达米亚。大约在公元前247年，原为波斯辖地后属塞琉古王国的帕提亚，脱离希腊人的统治并建立了帕提亚王国。这个王国对希腊文化仍持开放态度，但却打败了克拉苏的罗马军队，阻止了罗马人向两河流域的扩张。图拉真皇帝在远征多瑙河的同时，也曾向帕提亚人发动过进攻，但罗马人最终还是回到原来的地方。罗马帝国的东部边界，也暂时保持在幼发拉底河一带。
以后直到公元226年，萨珊波斯的建立者消灭了帕提亚王国，随即展开对罗马的攻势。此时的罗马帝国，差不多已经陷入了内部的混乱时期。罗马皇帝瓦勒良和他的儿子统治时期（253－260年），罗马帝国同时受到日耳曼人和波斯人更为严重的攻击。为了保卫幼发拉底河的防线，年事已高的瓦勒良亲临前线，却败给了波斯国王并作了后者的俘虏。据吉本说，这惟一的一个落入敌人之手的罗马皇帝是在被关押的绝望中度过他惨淡的余生的。
内部陷于混乱的罗马帝国，又在外部同时受到日耳曼人和波斯人持续不断的攻击，似乎在3世纪就会很快走向崩溃。在这一背景下，重建罗马帝国的戴克里先皇帝决定将帝国划分为东西两大部分，西部的首都改在米兰，东部的首都打算设在欧亚交界处的一座城市，防御的重心也在东部。君士坦丁皇帝继续这一做法，他选择拜占廷兴建新都城君士坦丁堡，既意味着罗马帝国将演变为拜占廷帝国，也意味着东部的防御显得比西部更为重要。
后来的历史进程已经表明，罗马帝国无法同时对付东西两个方向的外部压力，更不用说还有非洲方向的外敌入侵，保全奥古斯都建立的那样一个帝国变得完全不切实际。吉本认为，君士坦丁堡的兴建和帝国中心的东移，应该说主要是有功于东部的保存，而非推动了西部的灭亡。这个看法也许不无道理。不过直到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从意大利到不列颠的整个西部，实际成了蛮族的战利品。当然，西部既留给了蛮族，也留给了基督教：它在变成日耳曼诸王国的过程中，也逐渐变成了后来的基督教欧洲。从这个意义上讲，帝国中心的东移最终并不是保存了东部，而是保存了西方。
以地中海为重心的罗马帝国，无法对付来自不同方向的外部压力，这几乎注定了罗马帝国的灭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某种意义上，罗马帝国与希腊城邦面临大致相同的困境，后者同样需要对付从东面、北面和西面包围希腊世界的巨大力量。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从不同方向包围罗马帝国的外部力量，范围更为广阔，压力也更巨大。
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和保全一个两面受敌甚至多面受敌的帝国，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君士坦丁堡兴建和帝国中心东移之后，西部帝国尽管越来越削弱，还是存在了一个多世纪。这确实有点像吉本所说的，它怎么竟会存在得如此长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