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天吹破——忆父亲竹笛演奏家、教育家冯子存先生
冯彬
冯子存先生
仰望苍穹,碧空如洗，放眼远眺，无边无际。儿时的我，常常遐想：“天能被吹破吗？”能吧。因为父亲有一个绰号，叫：“吹破天”。
1904年6月17日，父亲冯子存出生于阳原县东井集镇西堰头村一个穷苦的家庭。兄弟六人和一个妹妹中，父亲排行老三。全家靠耕种四十多亩薄田维持生计，经常吃不饱穿不暖。父亲常常回忆说：“从小没穿过一双新鞋，全身上下的衣服总是破破烂烂的。”穷困的家庭生活使父亲和我的伯叔们过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他9岁开始替别人家赶牛、放驴；11岁开始帮家里种地做农活；13岁，农闲时，仅仅上了三个月的学。
阳原县地处河北省西北部的张家口地区。这里地域辽阔，人烟稀少;20世纪初，战乱连年，民不聊生。然而，却如古人说的：“土坚人刚。”贫瘠的土地，往往能孕育出灿烂的文化艺术之花。蜚声中外的“泥河湾文化遗址”就在这片贫瘠而神奇的土地上。这里近年来不断有文化价值极高的考古发现，曾先后考古发现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遗址多处，发掘出旧石器时代的遗物及动物化石。1925年，法国古人类学家布日耶研究了这里遗址中的动物化石和一些石器标本后，确认这里史前有人类存在。
祖先辛勤劳作之余，遗留给后辈子孙丰富的文化遗产，品种繁多的民间艺术在这里源远流长。晋剧、二人台、踩高跷等，深为当地人民所喜爱。以管子或唢呐为主奏乐器的“鼓吹乐”，俗称“鼓乐班”，就是农闲时节村子里的文艺天才们吹歌唱曲“闹红火”，我二伯就是村子里“闹红火”的骨干成员，吹得一手好笛子，还会拉板胡、四胡；在二伯和周围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下，父亲冯子存从小就对民间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18年，14岁时，父亲开始随二伯学吹笛子，拉四胡、板胡等乐器。白天下地干农活，晚上练习吹奏笛子，很快加入到本村的社火活动队伍中，逢年过节时随我二伯一起参加大戏班、秧歌队、高跷会的乐队伴奏，有时到附近的“果立佛家鼓乐班”参加他们的法事演奏活动，学会了《海青拿天鹅》、《观灯》、《翠竹帘》等佛教乐曲。
农闲时，父亲常跟着我二伯到张家口、尚义、张北、康保一带卖艺演出。在尚义，父亲被当地流行的“东路二人台”中笛子的独特风格所吸引，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俗话说：“同行是冤家。”不同的卖艺班子都有各自的拿手技艺，为了维持生计，防备饭碗被抢，一般不愿意把自己的“绝活”教给别人。父亲不识字，又不识谱，只得靠耳朵听脑子记，反复琢磨。父亲回忆道：“晚上，人家睡了，我躺在床上，脑子里像开了锅，把白天零星记住的曲子片段综合起来哼唱，自己白天偷学来的吹笛子技巧，也趁人家不在时反复模仿。日久天长，熟能生巧，终于记下一些曲子，学会了一些内蒙(古)独特的笛子技巧，丰富了我的演奏，为我后来在家乡传播民间音乐打下了基础。日积月累，演奏技术有了不少长进，学会了《十番》、《刮地风》等许多民间小调、乐曲，也偷着学会了《送四门》、《小开门》、《柳青娘》、《万年欢》等东路二人台牌子曲。在流浪卖艺活动中，靠演奏自己擅长的乐器，不但赚得一口粗茶淡饭，丰富了自己的精神生活，而且笛子、板胡等乐器的演奏技艺得到不小的长进，从小打下了民间音乐的深厚基础。”
1921年，父亲17岁时，家乡遭遇旱灾，为生活所迫，父亲随我二伯“走西口”，长途徒步跋涉一千多里地到包头，投靠于居住此地且经营“皮匠铺”的表姐夫。我二伯精通制作车马皮具的皮匠手艺，因此，父亲和我二伯一起当起了“皮子匠”。我二伯和他们的表姐夫擀毡子，父亲就给他们做帮工打下手。又臭又累的皮匠活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汗水淋漓，手皴脚裂，食不果腹，苦不堪言。
《诗经》上说：“伯氏吹埙，仲氏吹篪……作此好歌，以极反侧。”苦难饥馑的生活，没有阻挡住父亲伯仲追求民间音乐的脚步。
当年，在包头盛行“打地摊”（二人台发展中期形式），欢歌热舞，很是红火热闹，村村都组织有“打地摊”小乐班。干完一天繁重的苦力活，到晚上店铺关门后，父亲就和我二伯一起去看“打地摊”表演。乐队中笛子（当地百姓称之为“梅”或“枚，匀孔形制笛。”）丰富多变的演奏技巧，粗犷豪放，高亢明亮，如同北方汉子喊山般地轰鸣震响，极大地激发出父亲心中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父亲和我二伯成了每日观看“打地摊”表演的常客。父亲回忆道：“在他们演奏时，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吹笛子的人，耳朵仔细地聆听着，脑子像一台机器快速地记着。听完我马上就拿起笛子试着吹奏，要求自己和人家吹得一模一样。若吹不出人家的特点，我就不吃饭不睡觉，甚至一连几天反复琢磨，直到学会为止。”回到皮匠铺，父亲就把自己听来的曲子吹奏给店铺中的工友们听，既丰富了工友们的精神生活，也使自己笛子演奏得到实践锻炼。久而久之，背井离乡的兄弟俩逐渐和这些乐班中的民间艺人熟悉了，有时也加入到“打地摊”的行列中与当地艺人切磋交流并一起吹奏，在尽情地欢乐中，忘却了白日的疲劳与苦闷。父亲曾开心地回忆道：“（那时）连听带记学会了《走西口》、《怀胎歌》、《水刮西包头》、《打酸枣》、《买碗》、《跳粉墙》、《杨柳青》、《推碌碡》、《八板》、《绣荷包》等二三十出二人台小戏和牌子曲。”
在包头打工谋生的苦乐生活中，父亲虚心地向各地艺人学习笛子、四胡、板胡等乐器的演奏技术、风格，在不断的演奏实践中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尤其是笛子技艺猛进。他把“爬山调”、“二人台”音乐和在家乡学到的民间小调、佛曲等民间音乐在不断的演奏实践中兼收并蓄，融合在一起，形成了集二人台、山西梆子、冀西北民歌、小调等为一体，独具晋、冀、内蒙古一带乡土韵味的音乐演奏风格。这为父亲后来独具风格特色的创作、演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成为父亲日后笛子独奏曲创作、演奏的重要素材来源。
父亲和我二伯终因表姐夫惨淡经营的皮匠生意难以为继，又因我爷爷病重，兄弟俩告别包头的父老乐友兄弟朋友们，于1925年回到家乡阳原县。不久，爷爷病故，料理完爷爷的后事，父亲把分家得到的一间房子和五亩地托付给二叔、五叔暂管和耕种。为求活路，父亲开始了颠沛流离，奔波卖艺的漂泊生涯。
在父亲的提议和组织下，村子里原来的“高跷会”改成了“二人台戏班”，把在包头学到的二人台音乐传授给戏班里的五六位民间艺人，与当地的民间音乐相互融合，编排出一些新的节目内容，形成了一种新的艺术风格，并逢年过节或遇有婚丧嫁娶时前去表演，以赚取一些微博的收入。随着他们卖艺的足迹，“二人台”这一民间艺术形式，逐渐被阳原一带百姓喜爱并很快流传开来。
“二人台戏班”演出时间主要集中在正月、二月、三月，农忙时，戏班就解散各自回家耕田种地。此时，父亲就去给别人家打短工，干一些割麦、打场、赶车、放羊、锄地的杂活，还经常拉着骆驼去山西大同运煤，过着非常穷苦的生活。
那时，父亲和几个艺友步行几百里来到张家口坝上一带的尚义县卖艺求生。在那里结识了杨维藻、李儒、张朴林、艺名“锯倒山”的李俊等当地唱二人台的民间艺人。相同的命运和兴趣使他们成为患难与共的好友，他们在南壕堑村一起搭班“打地摊”，常年活跃于尚义、张北、康保一带。之后，父亲加入“尤入子二人台戏班”，主要以东路二人台音乐、当地流行的民间小调、器乐曲为演出内容；除在当时的察哈尔省以及内蒙古、晋西北一带表演之外，有时他们也到张家口的席片园、门头沟矿区、北京的天桥演出。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艰苦的生活和频繁的演出实践中，父亲的演奏技艺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冯子存的名字逐渐被群众称呼的“吹破天”的盛名所取代。“吹破天来啦！”，几乎成为当地“尤入子二人台戏班”包场票房的保证。
吹破天，吹破天，血汗挣得夜无眠；台上笛声震天响，台下只剩破衣衫。谁能想到，名传四方的父亲竟然经常是居无定所，风餐露宿，有时演出结束后，连饭也吃不上，遇到灾荒年，生活极其困难。农忙时演出少，父亲依旧得给人家打短工，以赚取一些微薄收入。
1935年夏天，在朋友刘正存的帮助下，父亲在尚义县设法摆摊做小生意，自此告别了十余年漂泊流浪的卖艺生涯；开始只卖水果，后来增加烟卷以及自己炒制的大豆、瓜子、花生等，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小杂货铺。但在经营杂货铺的空余时间，父亲仍然参与二人台小戏班的演出。因此，他的杂货铺里常有二人台艺人、爱好者聚在一起“红火热闹”，而招来成群的看热闹的当地乡亲。
“长夜难明赤县天”（毛泽东词语），父亲仅凭一支小小的竹笛，怎可能吹破旧社会乌云滚滚的黑暗的中国的天穹啊！父亲吹啊吹啊……
父亲回忆道：1946年的一天，“一群国民党兵闯进了我家，借口抓兵，四处乱翻东西、砸东西，屋子里被折腾得乱七八糟。我明白，他们是想从我这个穷汉子手中刮点油水。一个国民党兵忽然看到挂在墙上的笛子，顺手摘下来，边摆弄边说‘没钱就拿这个顶，借给老子，赶明儿还你。’我急忙说：‘那可不行啊，老总！我还得靠吹笛子吃饭那！’不等我的话说完，他们拿着笛子就走。我追到门口，上去夺我的笛子，被那个国民党兵一脚踢在肚子上，我踉踉跄跄地倒了下去，眼巴巴地望着他们夺走了我心爱的笛子。那一天，就像把我的心挖走了一样。”从此，父亲两年多时间里，没有了笛子可吹。
霹雳一声，改天换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1948年8月，尚义县人民政府成立了。父亲设法买了笛子，加入到人民群众自发组成的秧歌队伍中，载歌载舞欢天喜地地庆祝新中国的诞生。父亲一边经营杂货铺，一边抽空与杨维藻等四五位艺友将高跷会重新改组为村剧团。没有打击乐器就因陋就简，自己动手制作，用铜盆代替锣、木盆当作板鼓敲。以山西梆子、二人台为主要演出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活跃群众文化生活。他们根据当时社会情况编创演《明白人不入一贯道》、《反对抽大烟》两个针砭时弊的小戏，以及歌颂共产党、歌唱新生活的新剧目；每次演出都引起轰动，深受群众欢迎，得到当时尚义县政府文教科的大力支持。后来又与土木口的一个山西梆子戏班合并，由县里统一领导，剧团很快发展到二十多人。每逢节日或县里召开代表会庆祝会，他们的剧团都会被邀请去助兴表演。这一时期，父亲成为张家口一带妇孺皆知的明星，“吹破天”名声叫的更响了。
1951年7月，在艺友刘万宽的动员和介绍下，父亲打消了很多顾虑，转让了自己的杂货铺，参加了“察哈尔省察北区文艺宣传队”，成为一名新中国专业文艺工作者，结束了十余年边做生意边卖艺演出的艰辛生活。稳定愉快的生活、崭新的艺术天地使他欢欣鼓舞，焕发出极大的创作演出热情。父亲和宣传队的同志们编创演出了《鲜花给你挂胸前》、《姑娘去春耕》、《劝丈夫》等许多内容健康向上，群众喜闻乐见的新文艺节目。
1953年春天，张家口地区欢迎朝鲜访华团，宣传队被安排负责演出任务，为此召开全队会议，请所有队员出谋划策，讨论如何进一步丰富演出节目形式。
队长晁士廉问父亲：“老冯，你来个独奏怎么样？”
一脸迷惑的父亲反问道：“什么是独奏？”
“独奏就是一个人吹”。队长回答道。
父亲笑道：“那还不行？没问题！”
队长一拍大腿道：“好！那今天晚上你就来！”
父亲爽朗地回答：“行！”
接着，队长告诉父亲演出时如何上台、如何等报幕员报幕，吹奏完后如何鞠躬谢幕、如何下台
，如台下掌声热烈，如何再上台，再等报幕后再吹奏。
一切按照队长的指导，当天晚上，父亲登上张家口庆丰戏院舞台，即兴独奏表演了改编于二人台音乐的《放风筝》,台上表演娴熟欢快，台下观众则为“笛子独奏”这一新奇的艺术形式及精湛的演技折服，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在一次次雷鸣般的掌声与喝彩声中，父亲返场吹奏了《喜相逢》、《刘妈妈提亲》和《十月怀胎》等四首笛子曲。这是父亲从十几岁学艺，流浪卖艺三十多年以来，第一次以独奏的形式正式登上舞台表演吹奏笛子，演出获得了极大成功，轰动了整个山城。
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父亲真的“把天吹破”，他吹奏出一片舞台的新天地，他的笛子独奏成为宣传队每场演出必不可少的保留节目，走到哪演到哪，演到哪笛子独奏艺术就传播到哪。
1953年2月，文化部自中央戏剧学院、中央歌舞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民族学院等机构单位中，抽调出179名音乐舞蹈干部，组成数个工作小组，分派至全国各地对民间音乐舞蹈进行调查与发掘工作期间，《河北日报》报道河北省宣化市有一位五十多岁的民间艺人：“他用笛子吹奏了《二人定计》、《卖麻糖》、《走西口》三个民歌。”这位身背两把竹笛，人称“吹破天”的民间艺人，就是在20世纪笛子艺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我的父亲—冯子存。
父亲的同乡、著名笛子演奏家、教育家陆金山教授回忆时说：“当年我采访冯老时，冯老向我提过他在乡里演出的情形。冯老在进察北文艺宣传队之前就特别有名，以前我家（东井集）这边就是个赶集，赶集上卖什么的都有，也有摆小摊子唱山西梆子、二人台。只要冯老一吹，对面观看唱戏的人群就散了，大家跑过来听他演奏。等到冯老吹奏完，他的腰裤带上塞满了烟卷，塞了满一圈，当地人真的很喜欢听他演奏。冯老还提过有个妇女抱着孩子来看他演出，听得太入迷，‘咚’的一声，孩子掉到地上了。”
如果喜欢，那心中一定充满着你的渴望。当地老百姓如此喜欢父亲的笛声，是因为他的演奏风格是在内蒙古、原察哈尔北部、张宣地区的民歌、山西梆子、二人台等民间音乐和戏曲的熏陶下形成的，体现了北方人民的生活、审美、性格和语言特点。一般演奏家是吹不响父亲的笛子的，因为，父亲用的笛子比常人的低几十音分，甚至半个音，在他的笛子独奏曲中，气息刚柔相济，以刚为主，声音平直，结实高亢，嘹亮浑厚；在强大的气柱支持下，吐、滑、剁、揉、震、颤、叉、飞，诸种指法绝技相得益彰。歌唱性是他演奏中的最大特色，也是灵魂。毕竟，乐器演奏的最高境界是对人声的模仿。为丰富演奏效果，父亲运用花舌的技巧，并在这一基础上，长、短、密、稀、软、硬各种花舌应运而生；为增强表现欢快、跳跃的情绪，各种吐音如“大珠小珠落玉盘”（白居易诗句）；为了笛子能像唱戏唱歌一样的抒发心曲，各种滑、抹、揉、压的技法交响融汇；打、带、颤、赠的装饰音美轮美奂；气冲音绵绵邈邈，催人含悲吟苦泪落；六孔泛音云烟飘逸，恰似风筝徐徐飞天。那位把怀中的孩子掉到地上的妇女，一定是在父亲的笛曲笛声中，听到了自己全部生活的渴望。美是生活，此言不虚啊！
1953年4月，父亲入选河北省代表队，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观摩大会。会演中，父亲表演的笛子独奏曲《喜相逢》、《放风筝》震撼了全场观众，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获得一等奖，父亲被评为优秀演奏员。《喜相逢》、《放风筝》这两首笛子独奏曲很快成为电台广播的主要音乐节目内容，传遍了祖国各地，车站码头、公园广场、乡间地头，只要有音乐的地方就能听到这两首独奏曲。全国各地文艺团体的笛子演奏者、民间笛子爱好者都争先学吹《喜相逢》、《放风筝》，笛子独奏从此成为各地音乐舞台一种不可缺少的艺术形式。
1953年7月，是父亲人生经历的一个巨大转折点。会演结束后，父亲被调到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工作团；10月，父亲随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到朝鲜演出，在前线为中国志愿军、朝鲜人民军以及朝鲜人民慰问演出。父亲的笛子独奏曲是战士们最喜爱的节目之一，还受到金日成主席的亲切接见。在此次出访慰问演出中，父亲与随团同去的著名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我的母亲良小楼相识相爱。
1954年3月12日，在王昆、孟于、丁乐等同事的热情帮助下，父亲冯子存与母亲良小楼喜结伉俪，在北京中央歌舞团举行婚礼，开始了幸福安定的新生活。孤身一人漂泊流浪数十年，整整五十岁的父亲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也有了我—他最疼爱的女儿。
1956年，是父亲人生最重要的一年，父亲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
1958年以后的一个时期，父亲曾随中国艺术家代表团频频外出访问演出，他的笛声传遍五洲四海、大江南北。他不但在国内享有盛誉，而且在朝鲜、越南、瑞典、芬兰及我国澳门、香港等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被誉为“魔术般的笛子”。
1964年8月，我已经记事的时候，花甲之年的父亲从中央歌舞团调入中国音乐学院任教，兼任器乐吹打教研室主任，开始了他专业笛子艺术教育，成为他人生中又一个重要转折点。
如果说，在黑暗的旧社会，父亲的“吹破天”是谋生的手段；那么，在新社会，尤其是作为共产党员的父亲，以手中的竹笛，精益求精，尽善尽美地开创出“把天吹破”的笛子独奏新世界，或者说，世界独奏舞台上的中国笛子的辉煌业绩，成为20世纪以来笛子艺术的开拓者，是中华民族音乐史上杰出的“集传统之大成，开现代之先河”的里程碑！对于父亲的超绝笛艺，专家们著述颇丰，蔚为大观，造就了笛界“冯学”，恕不一一赘述了。
在教学中，父亲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他常用板胡为学生伴奏，使课堂生动活泼。在教授笛子专业演奏技法的同时，父亲言传身教，以身作则，非常注重学生思想品德的培养，常对学生说：“艺无止境，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天地大着哩！”父亲常常告诫学生勤学苦练，克服骄傲自满情绪，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学生讲述旧社会民间艺人的苦难生活，教育激励学生勤奋学习。著名的笛子宗师级人物刘森先生曾经向父亲问学，另外，培养出著名的笛子演奏家、音乐家马宝山、曾永清、陆金山、杨明、郭鸿五、王湘、丁海渔、何毓衡、曾永清、张维良等一大批学生。
在完成大量的教学工作的同时，父亲还着手潜心研究笛子专业教学经验的总结和提高。1965年，由父亲主编的《笛子教材》第一、二集在中国音乐学院完成。同年，我母亲良小楼也受聘于中国音乐学院歌剧系，教授说唱音乐。年过花甲的两位老人为祖国的民族音乐教育辛勤耕耘，默默奉献。
1966年6月，正当父亲和母亲怀着极大的热情投身于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中国音乐学院民族音乐教育事业时，一场噩梦般的毁灭性浩劫开始了，学院的教育、行政工作陡然陷入全面瘫痪状态。
1969年冬，历史清白、没有任何政治问题的父亲，携着母亲和我，一家三口被以“战备疏散”的名义，遣送回老家阳原县东井集镇西堰头村。万幸的是保留原来的工资待遇，生活还是有保障的。
“吹破天”回来了！消息一经传开，整个家乡沸腾了，黄土地张开粗壮雄伟的双臂，拥抱着泪流满面的游子。
回到了生养哺育自己的故乡，住进了三间破窑洞里。最初，从小在北京长大的母亲，对这个陌生且艰苦的生活环境很难适应，一日三餐拉着风箱烧火做饭成了最大的问题，后来多亏父亲五弟的两个儿子前来帮忙，才解决了洗衣做饭等家务杂活。而我却“少年不知愁滋味”，整天和小小村姑们玩儿在一起。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很快盖起了五间崭新的窑洞，还带一个宽敞的小院。每天都有十里八乡的文艺爱好者聚集在我家。那时，父亲从北京带回来的半导体收音机，成了山村里的稀罕物，赶着点儿听收音机，成了乡亲们的一大享受。小院里，经常山西梆子、二人台、民歌、小调、鼓吹乐轮番上演，看热闹的老乡们更是将整个院子挤得水泄不通，我的家俨然是一个热闹的乡村俱乐部。
村子里的中小学缺少音乐教师，父亲母亲就主动承担起音乐课的教学任务，给学生们讲乐理，教唱歌。上课时，母亲教唱，父亲用笛子、板胡伴奏。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和山村的学生们坐在简陋的教室里，学会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革命歌曲的。父亲母亲的音乐课，成为学生们最喜欢上的课。为了培养新一代音乐人才，虽然被迫离开了庙堂之高的音乐学院，热爱教育事业和热爱学生的本性却难移，父亲母亲义务给十多个孩子组成艺术精英般的小乐队，精心施以辅导训练，为他们日后成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日常生活中，父亲母亲经常帮贫济困，接济邻里，少则数十元，多则上百元，遇有村子里修桥铺路，他们总会慷慨解囊捐助。但是，对于我—他们唯一的爱女，在生活上的要求极为严格，教育我向山村的女孩子们学习勤劳节俭的优秀品质，常常只给我一毛钱一毛钱的零花钱。是啊，即便现在回忆故往，我也曾是故乡山村里的“富家小碧玉”啊！
1970年的春节，对于西堰头的村民而言是一个难忘的节日。应乡亲们的盛情邀请，父亲母亲准备了一台精彩的节目。大年初一，在村里打谷场搭起了临时的台子上，父亲为乡亲们吹奏了笛子独奏曲《喜相逢》、《放风筝》、《农民翻身》、《挂红灯》等；母亲则为乡亲们表演了她的拿手绝活—京韵大鼓代表作《草船借箭》。乡亲们的掌声如雷不绝于耳。最后以母亲演唱、父亲笛子伴奏《看见你们格外亲》掀起了一次次高潮，整个小山村又一次沸腾了。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故乡的山水，故乡的艰苦而火热的生活，极大地激发起父亲的艺术灵感。1971年，父亲在家乡创作出《公社一片好景象》、《庆丰收》两首笛子独奏曲。
1974年，父亲回到北京，与先期回到北京的母亲和我团聚了。两年前，经文化部批准，父亲办理了退休手续。
1981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了父亲演奏的15首笛子独奏曲。曲目是：《农民翻身》、《放风筝》、《喜相逢》、《欢送》、《黄莺亮翅》、《五梆子》、《对花》、《走西口》、《绣荷包》、《挂红灯》、《万年红》、《闹花灯》、《庆寿（祝贺）》《八板》、《推碌碡》。
1982年2月，父亲被评定为中国音乐学院副教授。
1983年4月17日，由中国音乐家协会表演艺术委员会、北京管乐研究组（现称：中国民族管弦乐协会）和中国音乐学院等单位联合主办了《著名笛子演奏家冯子存先生笛子作品音乐会》，著名音乐家苏扬、王元方、张肖虎等出席并致辞。来自全国各大文艺团体、艺术院校的近百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当时，父亲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太好，为了能让他亲自出席这次音乐会，以便接受来自全国各地笛子演奏、学习者的祝福，众多师生用藤椅把父亲抬到会场。
1983年4月，父亲在中国音乐学院办理离休手续。此后，由于年龄及健康的原因，基本停止了艺术创作和艺术活动。
1984年6月11日，母亲良小楼因病去世，享年77岁。
1984年6月《冯子存笛子曲集》（霍伟编）出版，收录曲目31首。
1987年12月25日，父亲因病逝世于北京，享年83岁。
纵观父亲的一生，就是用手中的笛子“把天吹破”的一生。
我常常想，诸般乐器演奏者中，为什么老百姓单单把父亲称为“吹破天”呢？
考古实物说明，笛子在我国已有9000年的历史可寻。笛子最初是巫师手中的法器，可以堪舆土地肥瘦，预测凶吉胜败，通达天地神明。李白有《邹衍谷》诗曰：“燕谷无暖气，穷岩闭严阴。邹子一吹律，能回天地心。”其中的“律”，就是今天的笛子。古籍传说讲，笛子的发明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黄帝下令，伶伦受到“凤凰之鸣”的启示，采自昆仑之竹，创制六律六吕；周文王正是听到“凤鸣岐山”，才鼓荡起平定天下之志。笛，在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中，早已被先人寄予了治国安邦的神圣理念。《风俗通》讲：“笛，涤也。所以涤邪秽，纳之雅正也。”《乐书》也讲：“笛之涤也，可以涤荡邪气出扬正声。”《荀子·乐论》强调：“故人不能无乐，……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如果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礼乐文化，那么，笛子“荡涤邪气”、“纳之雅正”便是礼乐文化的核心。这也可能是笛子之所以陪伴我们中华民族从远古走向未来的原因吧。
9000年前的笛声一鸣，唤醒了一个伟大的民族。从此，经数千年的历练，一支竹竿钻几个眼儿就能吹响的竹笛，飞向了皇宫庙堂、江河山川、千家万户、山村农舍。笛子已与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紧紧相连，血脉融通，承担着整个民族对于天地宇宙、先祖庙堂、美好向往的灵魂诉说。“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孟子语）父亲有幸成为笛子演奏家，经过山村苦难生活的历练，至国家最高音乐学府的庙堂之高的华丽转身，他承担大任，不负使命，始终用手中的笛子献给祖国人民最美好的笛声。“吹破天”，正是人民群众对父亲竹笛艺术的最由衷的赞美。
俗话说：“积祖宗三代之德，才可与木头说话。”父亲至今活在人们心中，是与他一贯的“厚德载物”息息相关的。
父亲继承了世代山村人勤俭、质朴、宽厚、谦逊、仁慈的家风。调入中央歌舞团后，父亲参加各种慰问出访演出无数场次，无论是深入基层乡村，还是走进大中小城市的剧场礼堂，及出国访问等重大演出，父亲总是以一丝不苟的态度和饱满的热情对待。更多的时候，父亲主动要求随团到条件艰苦的乡村、老区慰问。父亲是团里为数不多的年纪较大的演员，年过半百的他从来不拿架子不摆老资格，与团里的年轻同事们一样同甘共苦，并时时处处起着模范带头作用。
1953年，父亲随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到朝鲜演出时，冒着生命危险，到前线战壕为战士们演出，给那些最可爱的人带去欢乐，鼓舞了士气；1955年在越南访问演出时，突然遭遇大风暴，父亲冲锋在前，奋力保护其他同志和演出器材，受到组织的表扬和奖励。
1959年，赴革命老区山西左权一带演出时，山路无法行车，父亲就和同事们身背行李手拿乐器，在崎岖蜿蜒的山路上徒步跋涉，有时每天步行七八十里路，许多人肩上脚下都磨出一串串大水疱。这一切，对于从小就走村串户卖艺为生的父亲来说并不陌生，但对一些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年轻同事而言，的确很难适应这样的环境与遇到的困难。每当行进的队伍疲惫不堪，行动乏力时，父亲总会不失时宜地为大家讲起旧社会民间艺人走村串户流浪表演时所受的疾苦艰辛以教育鼓励他们。每当这时，父亲还会唱起诙谐幽默的“山曲”、“爬山调”，欢声笑语中为同事们鼓舞士气。只要父亲在哪里，就把欢乐带到哪里。同事们都亲切地称呼父亲为“冯老”。
从1953年进入中央歌舞团以来，随着《喜相逢》、《放风筝》、《农民翻身》等笛子独奏曲在全国范围的流行，父亲的名字也被越来越多的笛子专业演奏者以及爱好者熟知，每天都会收到数十封来信，有时上百封的来信，也常有各地笛子爱好者登门拜访求教。这对于识字不多、演出任务繁重的父亲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困难。为了回答这些来信，父亲就请霍伟、王铁锤等同事、学生帮他读信、写回信，无论职业还是非职业，哪怕是不会吹笛子的爱好者，他都热情认真地对待每一封来信，并耐心细致地对每一位来访者讲解指导，从来不要报酬，大多时候还要招待食宿。父亲总是说：“党和国家给我的太多太多啦！”
记得，某日，一位从不相识的自称是父亲的学生的约六十多岁的先生，坚决邀请我到马凯餐厅用餐。原来，这位先生是在1954年曾师从父亲业余学习吹笛子，青年时代自京赴四川某地石油公司任职；出于喜欢笛子，“冒昧”地给父亲写信求教，并问哪里可以买到笛子。父亲不仅热情地回了信，还亲自买了一只笛子寄赠给他。数年后，这位年轻的职员出差到京，登门聆教，父亲特意请他到马凯餐厅用餐。须知，当年一个年轻的职员的月薪恐怕都不够马凯餐厅一餐的餐单啊！退休时，这位先生已经是单位的老总了。他辗转多方找到我，并一定要请我到马凯餐厅用餐，就是要报答父亲当年热情招待之恩啊！
父亲的这位学生，就是现年已经85岁的曲俊耀先生。就是这位曲俊耀先生，自1957年始，在父亲的指导和亲自审查下，编写《冯子存笛子艺术》一书，积四十多年之功力，用心专一，锲而不舍，并特邀我作序，终于在2002年自费出版该书，实现了父亲的遗愿，为笛界冯学增添奇葩。
父亲常说：“我的笛子（艺术）不是我自己的，是祖国和民族的，我不能把它带走了。”
2019年的端午节是父亲诞辰115周年。
父亲告别我们，驾鹤西行亦32周年了。
全国人民，尤其是家乡的人民怀念我的父亲—冯子存，创作了现代晋剧《冯子存》。
2018年12月25日晚，大型现代晋剧《冯子存》在阳原县青年晋剧场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