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传统红学认为《红楼梦》里贾家就是曹寅家族的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但曹寅家族兴衰败亡的真实历史，却是可以作为我们探讨巜红楼梦》的历史背景作为参照的。
许多史料业已证明，曹寅于康熙二十九年任苏州织造，两年后移任江宁织造，康熙四十二年起又与李熙隔年轮管两淮盐务，总共四次。康熙在此期间四次南巡皆住曹寅家。由于曹寅的日用排场，应酬送礼，在经济上造成了巨额的亏空。康熙四十八年十二月初六（公元1709年），两江总督噶礼参奏曹寅，密报康熙说，曹寅和李煦亏欠两淮盐课银三百万两，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又查出曹寅生前亏空织造库银三十七万三千两。
雍正继位以后，接连颁布谕旨，开始在全国上下大张旗鼓地清查钱粮，追补亏空。他一再表示，我不能再像父皇那样宽容了，凡亏空钱粮官员一经揭发，立刻革职。仅雍正元年，被革职抄家的各级官吏就达数十人，曹家也因此获罪被革职抄家。
现在即便我们不把贾家和曹家挂钩，单就小说文本而言，也不能否定贾府的荣衰其实是和朝廷的大政策大举措密切相关的。一个堂堂的国公府被查抄，这在历代封建王朝中都是少有的，即便有也应该为史籍明确记载。那么，《红楼梦》里讲了这么一个史籍无载的国家大事，除了满清雍正所为还有那朝那代呢？
许多红学研究者总感觉小说对贾府遭查抄的原因交代得不清楚，确实如此。如果说罪在世袭荣国公贾赦，那么贾赦又究竟犯了什么大罪？小说中提到的他最严重罪过也就是和地方官员有勾结，这当然是朝廷绝不容许的政治问题，但也不至于满门抄家啊。宁国府也被抄了，虽说有“罪在宁”的说法，但也不过是犯了一个“淫”字。有人说那个世袭宁国公贾珍很黄很暴力，我看“黄”倒有事实，“暴力”却并无实据，那肯定与朝廷的举措有关，只是作者不便直说而已，才让我们感到费解。这个举措应该就是雍正清查公帑，追查国库亏空，而这在小说中其实是用甄家藏脏的情节暗示了的。
最重要的是，《红楼梦》中描写的贾府铺张奢靡的经济问题，和康熙王朝后期国家的财政状况很暗合。
小说在开场第二回就借冷子兴的口说：“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宁国府孙儿媳妇秦可卿死了，就办了一个规格很高而且极其奢华的葬礼。而为了迎接元妃省亲，居然专门建了个天上人间少有的大观园，“把银子像海水似的花”，连元妃自己也惊叹“太奢华过费了！”。
而贾府平时的吃穿用度，小说更是极尽其奢靡，而且明确指出贾府因此而内囊亏空。小说在后四十回中写道；“如今用度比祖上更加十倍”、“不仅库上无银，而且尚有亏空”、“好几年头里就寅年用了卯年的了”。贾政在查抄之后知道家里库银已空，十分惊讶。而且小说里还揭露贾府内囊日渐空虚，凤姐等人竟不顾大厦将倾覆，贪婪损公肥私，因而更加剧了贾府的经济崩溃。
而康熙晚年的国家情况也正是如此。康熙皇帝开疆拓土治理国家确有丰功伟绩，但他后期耽于盛世虚荣，在吏治和财政管理上失于宽纵，因而皇族宗室官僚结党营私、挥霍浪费、腐化堕落。当时全国各地冒销钱粮、挥霍公帑、侵渔克扣的行为司空见惯，已经导致国库亏空和地方财政严重危机。
据安徽大学经济学院范佳杰教授有关文章介绍，《大清会典则例》卷37《户部 田赋4》记载：“即如山东藩库，亏空至数十万，虽以俸工补足，其实不能不取之民间，额外加派。山东如此，它省可知。”而《户部-田赋4》里更记载：国库钱粮亏空，都是因为高级官员的许多费用都是从国库里开支的。有的因为官员间交好，就互相私下挪用。有的是掌握了对方的短处，就胁迫其增加开支，勒索分肥。他们负国营私，搜刮民脂民膏，根本不顾国家财政困难和老百姓的负担。
当时国家的状况确实跟贾府一样，都是外面一派繁华的架势，内在已经危机重重。
雍正继位以后，面对如此严峻的经济危机和官场贪腐，不得不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大刀阔斧地进行吏治整顿和财政清理。他一改先皇宽容放任的态度，对官员的经济犯罪进行严酷打压，从而挽救了大清王朝。
贾府的危机也正是清王朝的危机，雍正的整顿财政反贪污挽救了王朝的命运，却不可避免地导致贾府的倾覆，这真所谓“道是无情却有情”。《红楼梦》正是这种无情与有情的交集，正是这种家国情怀的杂糅。小说没有直接描写贾府被抄的原因，但通篇充分暴露了贾府的奢靡腐化和内囊空虚。
这实际上说明贾府败亡是咎由自取，也说明雍正整顿吏治财政、打击贪官污吏无论于家于国都是挽救危亡的正道。书中对贾府的败亡没有归恨于朝廷抄家，而是感叹于人间富贵的无常和轮回，其实也是承认“天命”难违。
因此，我认为《红楼梦》里描写的贾家不能完全等同于曹家，但也是跟雍正年间的那段历史有关的，跟类似曹家遭遇的家族有关的。传统红学关于历史背景的研究也不能一概作废。现在一些学者把一个家族的人事附会为皇朝秘史和明末兴亡，实在难免让人感觉牵强。
